开户 5373家企业倒下, 日本经济警报拉响

2026财年上半年，日本共有5373家企业倒闭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倒下的不全是缺少经验的新公司。

今年1月至8月，已有112家经营超过百年的老字号进入法律破产程序。曾被视为日本经济韧性象征的“百年老店”，如今也开始成批退出市场。

当传承、口碑和多年积累都无法抵挡能源涨价、日元贬值、利率上升与人口萎缩时，日本企业面对的显然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波动。

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也开始严厉批评高市早苗主张的“负责任的积极财政”，担心日本继续扩大财政支出、放任日元走弱，最终可能重演英国因政策失衡引发市场震荡的一幕。

高市内阁会不会调整路线，目前仍看不到明确信号。相反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把更多资源集中到防务、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，试图用少数战略行业拉动增长。

问题在于，当资金和政策向少数领域倾斜，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正在失去最后的缓冲空间。

一、能源、汇率与需求同时夹击，中小企业先撑不住了

日本本轮企业破产潮，首先受到外部能源冲击影响。

日本国内石油自给率不足1%，约94%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。美伊冲突以及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袭击，推动国际油价上涨，日本企业随即面对更高的燃料、电力和运输成本。

大型企业尚可通过长期合同、金融工具和供应链调整分散风险，中小企业却很难做到。

它们通常利润率较低、现金储备有限，也缺少把成本转嫁给客户的议价能力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稍有上涨，就可能直接吞噬全部利润。

仅今年4月，日本便有108家企业因物价上涨陷入破产。对这些企业而言，油价上涨并不是财务报表里一个可以慢慢消化的数字，而是足以决定当月能否支付工资和货款的生死线。

中日关系变化也给部分行业增加了压力。

制造业担忧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到影响，旅游、零售与餐饮行业则承受中国游客减少带来的客流损失。当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同时出现波动，一些原本经营脆弱的企业便率先停产或退出。

第二重压力来自日元持续走弱。

高市早苗提出降低食品消费税，主张实施“负责任的积极财政”，同时对日元贬值带来的出口收益持积极态度。

从宏观角度看，弱势日元确实有利于部分大型出口企业。海外收入换算成日元后增加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也可能提升。

但中小企业面对的是另一套现实。

大量企业需要进口能源、食品、机械和原材料。日元越弱，进口成本越高，而它们又很难像大型企业那样通过海外业务获得汇兑收益。

因此，日元贬值带来的好处更多集中在少数出口型巨头，成本却由普通消费者和依赖进口的中小企业共同承担。

资源配置的倾斜也越来越明显。

随着日本强化防务产业，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和IHI三家企业的防务订单余额已达到6.25万亿日元，同比增长15%。

这些订单能够带动部分高端制造和供应链投资，却不代表整个日本经济都能从中受益。资金、人才和政策支持向军工、半导体及人工智能集中后，传统服务业、地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能够获得的资源自然进一步减少。

高市内阁试图用战略产业撑起增长，但对正在承受成本压力的普通企业来说，这种“积极财政”未必积极，甚至可能加速行业之间的分化。

二、百年老店集中倒下，日本旧模式走到尽头

日本经济最特殊的地方之一，是拥有大量经营历史悠久的企业。

截至2025年12月，日本经营超过100年的老字号企业达到46708家，占企业总数的3.11%。这些企业覆盖食品、酿造、住宿、零售和传统制造等多个行业。

它们能够延续数代，离不开稳定的地方社会、长期客户关系和相对固定的经营模式。

但支撑百年老店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。

偏远地区人口持续减少，年轻人流向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，本地居民则不断老龄化。一家依靠社区顾客经营的传统店铺，即使拥有百年口碑，也无法解决客户越来越少的问题。

继承人短缺同样严重。

年轻一代不愿接班，熟练工人难以招聘，企业负责人年龄不断上升。一些店铺不是没有订单，而是找不到能够继续经营的人。

利率上升又给这些企业带来新的财务压力。

日本长期实行超低利率，许多经营效率不高、盈利能力不足的企业，依靠廉价贷款勉强维持。这些公司通常被称为“僵尸企业”。

截至2024年，日本约有21万家僵尸企业，占企业总数的14.3%。在低利率环境中，它们尚能通过借新还旧延续经营；一旦融资成本上升，原本被掩盖的偿债问题便会集中暴露。

百年老店和僵尸企业虽然并不是同一概念，却共同面临需求下降、劳动力短缺与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。

前者拥有历史，却不一定适应新的消费习惯；后者依靠低息资金存活，本身缺少持续盈利能力。当能源价格、日元汇率和利率同时变化，过去能够勉强维持的企业便迅速失去生存空间。

因此，这轮倒闭潮不是由单一政策或一次外部冲突造成，而是三种力量叠加的结果：国际局势带来的成本冲击，日本长期积累的人口与产业问题，以及政府政策应对失衡。

如果政府拥有足够财政空间，本可以通过融资支持、企业重组和就业安置，让部分老企业有序退出或完成转型。

但日本政府自身同样背负着沉重压力。

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日本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04.4%。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，这一数据约为142%。

两国经济结构和债务条件并不完全相同，不能简单类比，但204.4%的债务水平足以说明，日本已很难无限扩大救助范围。

高市政府面对的选择，已经不是能否保住每一家企业，而是有限资源究竟优先投向哪里。

从现有政策看，日本正在选择集中扶持防务、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，让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企业加速出清。

这可能提升部分领域的技术能力，却也意味着更多地方企业、老字号和就业岗位将被留在转型代价中。

三、押注军工拉动增长，日本正在走一条险路

10月5日，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说中把中国称为“重要的邻国”，并表示将全面推进“战略互惠关系”。

这一表态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。日本商界也多次派代表团访华，希望稳定供应链、恢复市场信心，并减少双边关系波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。

但在安全和产业政策上，高市内阁并未出现明显转向。

她提出在年底前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，从根本上强化日本防卫能力，并以“时代已经改变”为理由，把防卫产业与经济增长进一步绑定。

这一思路的核心，是把军工产业从单纯的安全支出，转化为能够盈利、出口并带动制造业升级的增长部门。

从产业角度看，防务订单确实能够拉动材料、机械、电子和航空航天等行业，也有助于部分大企业获得长期收入。

但风险同样明显。

军工需求高度依赖政府预算与地缘局势，不能替代普通消费、地方服务和中小制造业。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军工产业形成部分增长，却很难仅靠武器订单解决人口老龄化、内需不足和地方衰退。

如果日本持续扩大防务投入，甚至把武器出口当作新的增长引擎，地区安全压力也会随之上升。周边国家将重新评估日本的战略方向，东北亚军备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。

经济政策因此与安全风险形成了复杂循环：地区越紧张，日本越有理由扩大防务支出；防务能力和武器出口扩张，又可能让周边局势更加紧张。

日本商界对此并非没有担忧。

企业真正需要的是稳定市场、可控能源成本和顺畅供应链，而不是长期处在对外关系恶化的环境中。商界不断寻求改善对华关系，正是因为中国市场和产业链对日本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但高市的政治支持与军工产业存在紧密联系，其政策重心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变化。

除非企业倒闭、物价上涨和民意下滑进一步发展，甚至出现足以威胁内阁存续的“倒阁”压力，否则高市政府可能仍会延续当前路线：用积极财政支持少数重点行业，以日元贬值维持出口竞争力，并让低效率企业更快退出。

这条道路并非毫无逻辑，却会产生巨大的分配代价。

大型出口企业和军工集团获得订单，中小企业承担进口成本；东京及产业中心获得投资，地方社会继续失去人口和老字号；政府希望用战略行业创造未来，却可能先牺牲支撑日本就业与社区经济的传统企业。

5373家企业破产和112家百年老店退场，不只是景气下滑的统计数字。它们提醒日本，依靠低利率、弱日元和少数大企业维持的旧模式，正在失去支撑。

高市内阁现在面对的真正考验，不是能否再增加一批防务订单，而是能否在培育新产业的同时，避免中小企业、地方经济和普通家庭成为政策转型的全部代价。

如果日本继续把资源过度集中在军工等少数领域，又无法修复对外关系、内需和地方经济，那么企业破产潮就不会只是短暂阵痛，而可能成为长期结构性衰退的开始。

一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少数企业利润下降，而是政府已经习惯让多数行业承受损失开户，只寄希望于少数产业创造奇迹。等到倒闭数字真正转化为失业、消费萎缩和地方空心化，再想转向，付出的代价只会更高。